坦桑尼亚语言政策的不足及启示

时间:2019-09-06

  

坦桑尼亚语言政策的不足及启示

  通过对坦桑尼亚语言政策多角度的梳理,我们认为其经验和教训对中国语言政策的制定的启发意义主要有: 其次,政策的变化还体现在政府高层在某些问题的认识不统一。李丹曾引述这么一件事情:1980年,总统尼雷尔授权时任教育部长马克维他(Makweta )成立总统教育委员会回顾坦桑尼亚教育状况,并为未来二十年教育改革提出合理建议。1982年2月委员会提交调研报告,建议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分别于1985年和1991年开展英语到斯瓦希里语的教学语言转换。然而该建议在后续官方委员会报告中被删除。Harries提到,坦桑尼亚首任领导人尼雷尔一方面他承认斯瓦希里语国语地位并用斯瓦希里语进行演讲,另一方面他又承认英语的特殊地位;他在1967年的采访中说:他的最终目的是让坦桑尼亚的每个公民都会双语,即会说斯瓦希里语和英语。尼雷尔对国家语言政策的态度前后也有出入。但是上一任总统基奎特(Kikwete)和现任总统马古富力(Mgufuli)更加强调斯瓦希里语的地位,试图边缘化英语。 潘建建,男,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教育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15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国际传播。 此后的政策制定和调整也与政治事件密切相关,比如乌贾马运动时期,全国民族情绪高涨,政府准备把国内中学教学语言英语过渡为斯瓦希里语,但是随着乌贾马运动的失败该语言政策不了了之。其后近三十年坦桑尼亚教学语言政策没有大的调整。前一任总统基奎特执政后期全国改革呼声高涨,政府在语言政策领域提出推动斯瓦希里语取代英语成为唯一的教学语言;坦桑尼亚现任总统马古富力2015年上台以后也曾表示继续推动该政策。我们认为进入新的世纪,斯瓦希里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陆续成为非洲联盟和东非共同体的官方语言,这是坦桑尼亚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之后基于国家层面的政治诉求,政府以此增强国家团结,树立国家自豪感。但是三年多过去了,整个国家的语言政策并未发生改变,并没有看到中学及大学教学语言向斯瓦希里语的转变的迹象。从短期来看,大学的教学语言变更为斯瓦希里是难以实现的。 再次,对目前语言政策的困境没有拿出解决方案。在教育领域,教学语言问题困扰学术界三十年余年,学者们讨论了目前教学政策面临的种种问题,比如斯瓦希里语的地位问题、中学和大学采用英语教学的困境以及教学质量提高等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面对,需要一个明确答案的时候,但是政府因为没有安排充足的调研和论证,到现在没有合理的解决方案。 从历史上看,不管是英国殖民者统治,还是坦桑尼亚独立之后的国家领导人和政府部门,亦或是坦桑尼亚的学术界,脑海中一直思考的一个问题是:选择英语还是斯瓦希里语?这是坦桑尼亚教育领域甚至政治领域都无法回避的话题。 其次,语言政策的执行与经济密切相关。尽管尼雷尔一直都知道“自力更生”(《阿鲁沙宣言》的关键词之一)对于一个国家的意义,他说自力更生就意味着独立,一个国家不能够依靠另一个国家的赠与和贷款来发展。但是遗憾的是,至少在语言政策上,由于接受英国经济援助的原因,坦桑尼亚政府选择了折中甚至退步,英语逐渐侵蚀斯瓦希里语的地位。Ngonyani提到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英国专家建议坦桑尼亚政府通过英语教学项目来提高英语教学水平,这个项目由英国政府资助,由英国作者撰写并由一家英国公司出版。[10]李丹提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由于乌贾马运动带来的后续影响,坦桑尼亚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坦政府向英国寻求帮助以加强中等教育,英国政府提出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英语继续作为中学教学语言。 其次,语言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要充分考虑保护或记录丰富的语言资源。“国语”是一种重要的身份,Weinstein指出,当一群人的母语被尊称为“官方语言”或“国语”时,该语言顿时变为一种资产。这种资产(或资源)的分配当然是根植于政治结构的配置,是中央政府的政策结果,绝非天生自然,也因此是不利于弱势族群。[14](转引自施正锋[12])韦钰认为在多元文化的框架中,语言文字主体化(是指语言文字工作始终是国家文字事业发展的主心骨)和多样化(是指方言、少数民族语言众多,变异形式多样)的和谐统一,将有利于维护民族平等,保护民族语言文化。Petzell指出坦桑尼亚120多种民族(部落)语言的大多数或者全部都会在一带或者两代人内消失,有些语言已经成为了濒危语言,比如卡米语(Kami),根据最新的调查大约只有5000人使用了。 这些研究为妥善处理斯瓦希里语和英语的关系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思路。坦桑尼亚争论的英语和斯瓦希里语问题其实就是本土语言和外来语的问题,中国也同样面临这个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之而来就是中国与境外的合作交流日益频繁,作为世界“通用语”的英语在中国社会有着重要的地位,在现如今的互联网时代,网络上54%的信息是英语言的。然而国内也一直有学者主张强化本土文化,淡化英语。北京市从2016年开始把高考英语的分值由150分降至100分,但是最新文件显示2020年英语分值依然是150分,而且增加英语口语考试。 百余年来坦桑尼亚语言政策随着政治制度的变化几经嬗变,在微观领域和宏观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微观来看,不同时期语言政策促进了斯瓦希里语的持续传播以及其地位日趋重要;宏观来看,斯瓦希里语的广泛传播和地位的奠定对整个国家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斯瓦希里语的国语政策维护了民族团结,对新独立的国家建构起到了重大作用;不仅取得了富有成效的扫盲成果,还对消除部族主义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在东非甚至整个非洲都是一个奇迹,在部族冲突日益严重的非洲,坦桑尼亚在这方面少了很多困扰,这一状况与坦桑尼亚的语言政策是密切相关的。 首先,政策的变化体现在政府部门相关政策的摇摆不定,前期制定的政策后期就会发生变化,比如在乌贾马时期政府曾经制定政策要求在中学阶段逐渐把教学语言过渡为斯瓦希里语,但是后来该政策不了了之;再比如,坦桑尼亚政府规定小学阶段的教学语言必须是斯瓦希里语,但是私立学校的兴起,从国际幼儿园到私立小学,其教学语言都是英语,这就意味着小学阶段必须以斯瓦希里语作为教学语言的政策也就无法很好地落实。 杨西彬,男,浙江师范大学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句法学、现代汉语语法、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 Kipacha在2006年曾指出坦桑尼亚的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者在减少但是依然存在。[8]但是随后6年期间坦桑尼亚的民族(部落)语言状况变化很大,到了2012年,坦桑尼亚已经出现了不少濒危语言,Petzell明确提出,坦桑尼亚民族(部落)语言的威胁不是来自英语而是来自斯瓦希里语。其实我们认为民族(部落)语言的糟糕处境虽然说直接来自于斯瓦希里语的推广和普及,但是最重要的是没有一个合适的语言政策切实保护、记录它们。尽管有一些单位和学者已经有一些项目来做记录和描写工作,比如Petzell提到瑞典歌德堡大学在对坦桑尼亚境内莫罗戈罗(Morogoro)地区的卡米语(Kami)实施一个项目,该项目旨在记录该语言和使用者社区的濒危多样性,分析该语言的结构,把新发现与当前语言学假设联系起来,尤其是与对比班图语有相关的假设相联系。[4]但是这样的项目太少了。 李宇明指出中国政府大力开展外语教育,以期跨越国家发展中的外语鸿沟保证了国家政令畅通,为各民族、各地区甚至为海外的相互交流提供了方便,为国家的信息化奠定了基础,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做出了贡献。坦桑尼亚社会和学界针对英语和斯瓦希里语的讨论对中国的语言政策中关于英语地位的明确有着丰富的借鉴意义。 现如今,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格局比建国初期更为明晰。Sa指出虽然英语是一种前殖民语言,但它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当今时代参与国际活动的语言;斯瓦希里语在坦桑尼亚语中是一种非常强大的语言,英语不可能取代它,坦桑尼亚将成为一个拥有更多英语技能的斯瓦希里语国家,而不是通过培养讲英语的坦桑尼亚人来恢复它的殖民历史。这是许多重大变革的一小步,它将鼓励增长、减少贫困和增加坦桑尼亚的公平性。如果英语能够在不影响教育质量的情况下提供给普通的坦桑尼亚人,那将是一笔值得的投资。Ngonyani认为坦桑尼亚既需要本民族语言,也需要国际语言,过分强调国际语言或者本土语言都是不合适的,在坦桑尼亚建立一个双语教育系统,斯瓦希里语和英语在中学中被同等重视:一个有效的英语语言项目可以帮助坦桑尼亚人保持良好的英语水平,同时允许坦桑尼亚人通过斯瓦希里语和优质教育发展他们自己。 对坦桑尼亚语言政策的相关分析充分说明政治稳定是语言政策制定的先决条件,没有政治的稳定就没有语言政策的稳定;同时国家经济状况是语言政策有效执行的保障,没有经济做基础,切实有效的调研工作没有办法完成,制定好的政策也很难有效执行。所有说,正确认识语言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是合理制定语言政策并有效执行的可靠保障。 最后,要处理好外语和本土语言的关系。在坦桑尼亚,“英语还是斯瓦希里语”一直是社会各界讨论的热点话题。Mustapa指出,虽然坦桑尼亚说英语的人口不到10%,但是英语在生活中,比如科技、国际贸易、更高层次的学习以及交流,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在坦桑尼亚还是其他非洲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英语都与良好的教育密切相关,是提高社会经济阶层的阶梯。Kyu-Deug从人权的角度分析了坦桑尼亚的语言现状,提出通过利用参与性和自下而上的办法进一步探索和尝试语言政策;该研究主张让草根阶层充分参与进斯瓦希里语和少数民族语言项目发展中来;认为只要坦桑尼亚的地方社区和人民被排除在语言规划的决策过程之外,坦桑尼亚语言政策的内在困境就注定会继续恶化和倒退;至于是学习英语还是斯瓦希里语,可以让坦桑尼亚人自主选择。 坦桑尼亚独立之后把斯瓦希里语定为国语,主要基于三点政治上的考虑:一、政府一经独立就变换语言政策是有很大风险的,除了经济成本原因,还有国内政治稳定的考虑,所以往往延续之前的语言政策;二、为了与前殖民政权划清界限,坦桑尼亚选用了本土语言作为国语,而没有像其他非洲国家一样选用殖民时期宗主国的语言作为国语(比如,莫桑比克选择了前宗主国葡萄牙的葡萄牙语作为官方语言);三、选择对于坦噶尼喀来说是“外来语”的斯瓦希里语可以避免部族主义,也有利益拉拢桑给巴尔。2018三伏天开始与结束时间表 2018三伏天有多长哪, Petzell调查坦桑尼亚语言现状时注意到在公共场合几乎听不到民族(部落)语言被使用,它们在学校教育中也是禁止使用的,这些部落语言在政治集会、宗教聚会时也不被鼓励,广播、电视和报纸等媒体也不会使用。[4]该研究提到有学者认为这120多种民族(部落)语言的大多数或者全部都会在一代或者两代人内消失,作者提出应该采取行动来保护或者记录这些衰落的语言,这不仅可以为讲这种语言的使用者带来明显的好处,也可以为语言学研究做出贡献。因为每种语言都将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更广泛的知识,即在一种语言中,什么样的语法结构是可能的,以及人类语言能力是如何起作用的。 在语言政策方面,政府一方面显得很谨慎,担心斯瓦希里语的地位遭到动摇,另一方面迫于现实,既难以割舍英语带来的便利,又无法简单地摆脱几十年来英语使用的惯性。其实,英语和斯瓦希里语的关系不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关系。把本土语言和国际通用语言对立起来并不利于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和交流合作,也不利于国内语言政策的制定。只有正确认识两种语言,正视它们之间的差异和地位,才有可能更好的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现任政府想强化斯瓦希里语的地位,逐渐边缘化英语,这种努力似乎并不是一种具有可行性的尝试。 经济考量是学者们对坦桑尼亚语言政策可行性分析的重要内容。很多学者主张使用斯瓦希里语作为教学语言,Ngonyani指出,如果斯瓦希里语在中学里成为教学语言,坦桑尼亚的教育工作者就需要用斯瓦希里编写教科书和参考资料;在坦桑尼亚开发书籍和材料的项目可能是一项非常有利可图的业务,将鼓励坦桑尼亚的人才用当地的相关知识来编写当地的材料,以使他们能够自力更生。该研究虽然不是直接讨论语言政策执行问题,但是该研究在讨论语言政策设想时也充分考虑了由此带来的经济利益,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语言政策的执行与经济问题的密切关系。 张占山认为语言政策是语言规划推广的保障,语言规划的提出和政策的制定要根据该语言共同体的社会背景、国际环境社会变更等因素,妥善处理与经济的关系。[13]在我们看来,经济状况是影响坦桑尼亚语言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的主要因素,坦桑尼亚语言政策的执行力不够或者裹步不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发展跟不上语言政策的变化。就如上文所提到的,现任政府表示要通过十年的时间逐渐在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中让斯瓦希里语取代英语成为唯一的教学语言,但是三年多过去了,现在这项政策还停留在政策层面,目前坦桑尼亚经济形势没有支撑改革的能力。 每一种语言都是一种资源,不仅是语言学研究的资源,也是文化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研究的资源。但是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使用某语言人口的减少,该语言的消失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所以在现有条件下做好语言保护或者为行将消失的语言做好描写记录工作就显得格外重要。但是,目前这种保护和记录由坦桑尼亚政府主导的并不多,语言消失是不可逆的,所以推广斯瓦希里语和保护记录其他民族(部落)语言应该结合起来。 :坦桑尼亚的语言政策有着独特的优势,它不仅取得了富有成效的扫盲成绩,还对消除部族主义维护民族团结,以及国家建构起到了重大作用。这些语言政策也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主要体现在:政策的制定论证不够,政策的执行也存在偏差;强化斯瓦希里语的推广导致不少民族语言边缘化甚至消失;没有处理好英语和斯瓦希里语关系。坦桑尼亚语言政策变革和执行与政治(事件)或经济密切相关。坦桑尼亚语言政策实施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语言政策的制定的启发意义主要有:正确认识语言政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才能有效保障政策制定的可行性和执行的有效性;语言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要考虑保护丰富的语言资源;处理好本土语言和外语的关系。 坦桑尼亚的语言状况说明,语言保护要趁早,因为每一种语言代表的都是一种文化,保护或者记录语言不仅对于语言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一个国家的文化建设甚至各民族的安定团结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国也是“语言多样化程度”相对比较高的国家,中国境内有着丰富的语言资源。可喜的是,中国已经于2015年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目前进展顺利。 (一)正确认识语言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是制定可行的语言政策并有效执行的可靠保障; 徐丽华,女,浙江师范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汉语国际传播、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 当然,政府的语言政策保持现状也可能有其他的现实考虑。来炳指出有三点现实原因迫使政府只能维持现状:第一,经济原因,改变中小学教学语言(无论全盘英语还是斯瓦希里语)需要在教材,教师等相关配套条件下投入极大的资金;第二,英语在当今世界上成为国际交流的首选语言,放弃英语,意味着使坦桑尼亚对外学术交流以及经济贸易陷入困境,同时英语对于坦桑尼亚大量的出国务工者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三,硬件设施不配套,一旦实现中小学教学语言一体化,现有教育容量无法满足突如其来的中学入学率的增长。 这三点分析是合理的。除了独立初期尼雷尔果断选择斯瓦希里语作为国语是经过详细考虑(因为他对部族主义极其警惕,加上斯瓦希里语良好的群众基础),其他时期的语言政策则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语言的规划者谈论语言时也可以发现自相矛盾的地方。语言政策制定之前论证不足就会带来政策制定科学性不够,随之而来的就是政策的连续性差、可执行性不够,甚至会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比如现任总统马古富力拟继续推动在十年内中学大学教学语言全部转换为斯瓦希里语也是缺乏论证的,且不说如何具体实施,但从转换的经济成本来说,依据坦桑尼亚目前的经济能力也是难以实现的。这种缺乏足够论证的政策对教育体系的伤害是巨大的,很可能会出现新的混乱。 首先,语言政策制定与政治(事件)密切相关。一个国家的政治走向和政治决策会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坦桑尼亚语言政策的变迁与国家的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政治事件密切相关。 Dzahene-Quarshi 认为,尽管英语和斯瓦希里语之间在坦桑尼亚有着竞争关系,但是抵制英语并不利于斯瓦希里语的保护,对于斯瓦希里语来说,英语带给斯瓦希里语的积极影响要超过它带来的消极影响。只要坦桑尼亚应政府采取措施,确保英语参与全球市场的同时,巩固在文学和社会交流等领域斯瓦希里语的使用,那么其地位将继续得到维持。 坦桑尼亚语言政策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此消彼长”。“一个中心”是指斯瓦希里语的国语地位没有发生改变,而且除了坦桑尼亚,它在更大范围内变得越来越重要,先后成为非盟和东非共同体的官方语言;“此消彼长”主要是指坦桑尼亚语言政策在教学领域一直存在英语和斯瓦希里语胶着争持的状况。坦桑尼亚独立之后的语言政策大体分为三个时期:前乌贾马时期、乌贾马时期和后乌贾马时期。[1]这就意味着从独立到现在不到七十年的时间内坦桑尼亚的语言政策发生了多次变化。频繁变化反映了政府部门的政策制定的前期论证不够充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独立初期,坦桑尼亚国家领导人选择斯瓦希里语作为国语,即便在那样的历史时期,尼雷尔本人对英语也并不完全排斥,他甚至说希望坦桑尼亚的每个公民既会说斯瓦希里语,也会说英语。这除了跟他在英国的留学经历有关之外,应该就是作为政治家的眼光了,他深知英语作为信息获取的渠道,在未来也不可或缺。 从整个非洲来看,坦桑尼亚的语言政策有着独特的优势,也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是其语言政策也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主要体现在: 坦桑尼亚语言政策的以上不足带来三点启示。首先,要正确认识语言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O’Barr指出语言与政治有三种可能的关系:语言影响政治;政治影响语言;语言与政治两者相互影响。我们认为坦桑尼亚的语言状况充分反映了语言与政治的三种关系:斯瓦希里语的国语政策对于坦桑尼亚国家建构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政治时期的不同带来了不同时期的语言政策;前两点决定了语言和政治相互影响的关系。语言不只是人与人间沟通的工具,它还有相当的政治关联性。施正锋指出,不单是语言的使用决定了政治权力的分配;同时,语言政策也是政治角力的结果。 但是,回顾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坦桑尼亚语言政策的变迁,语言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有着不同程度的不足,从而也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比如说,斯瓦希里语的推广也导致了很多民族(部落)语言式微;语言政策的变化对教育领域影响很大,这主要体现在英语和斯瓦希里语两种性质不同的教学语言的角力。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坦桑尼亚语言政策的不足,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它对中国语言政策的制定带来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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